身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

估计很少有人能回答吧。记得电影《美丽心灵》里的纳什吗？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：受困于病痛的折磨，无法运用理性，更别说进行创造性工作。

我们看着他们，带着怜悯、排斥和不可理解的目光。

而他们，也在这样的目光中走向社会的边缘与底层，万劫不复。

在医学上，目前还不清楚精神分裂症（Schizophrenia）的病因，可能与外界环境和基因都有关系。目前也没有的治疗手段。

近波叔读了一本书叫《声音停止的那》，深深体会到，精神分裂有多么的痛苦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他叫肯恩-史迪（KenSteel），1962年10月的一个夜晚，14岁的肯恩正在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。

几秒钟后，某些声音毫无预警地出现了，对他说：

“去自杀……烧了自己。”

“吊死你自己，没有你会更好。你是个坏小孩，坏到骨子里。”

“死，死，死，你一无是处，没一块好料。现在就去死，不要再拖延了。”

这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。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边重复，命令他去自杀。

他们还钻进电视里，节目里的主持人也在不断对他说这样的话。

…….

肯恩不能专心上课，哪怕好好看一场电影。因为那些声音总是在威胁他，随时都有人要绑架他，虐待他，谋杀他。

医生的诊断是，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乡下小镇，肯恩能够从公共图书馆查到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定义是这样的:

精神分裂症：一种精神疾病，特点是，脱离现实，妄想，幻觉，自我感消失。有些会出现怪异的举动和早发性痴呆的症状。

书里还说，精神分裂症无法治疗，终生不愈，患者会伤害别人和自己，应该关起来。

多么令人绝望的讯息！

慢慢地，肯恩开始被那些声音控制。

学习跟不上，十六岁之后，他休学了。整天窝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连到屋外信箱取信都不敢。

没过多久，他的父母生下第二个孩子，这让他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张。因为他父亲一直觉得他是故意做出奇怪的举动，其实根本没有病。

1966年，十八岁的肯恩离开家人，独自去纽约。

你一定不知道，这是一条多么辛酸的人生道路。

肯恩先是在一家出版公司打工，六个月之后因为没法专心工作而被解雇。

走投无路的他委身于一个偶然认识的皮条客，当上了出卖身体的性工作者。

生活已如此不堪，精神仍然在饱受折磨。那些声音总是围绕着他，让他抑制不住自杀的冲动。

一次自杀被解救后，他被关进曼哈顿精神疗养院。

可他逃了出来。

又流落街头。

又重新操持皮肉生涯。

又试图自杀。

又进入医院。

……

如此循环往复，一轮又一轮。没人知道，其实他每天、每小时、每分钟都在与自己作战，对抗头脑中的恶魔。

肯恩服用过药物，但治疗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。药物能减轻幻听的症状，但代价也不小，要承受副作用，还要经历复发。

在治疗的过程中，他也有过几次短暂的工作经历，得到过别人的肯定。可一旦出现一点点小波动，那些声音就好像暴风骤雨般迅猛攻击他的自信心。

有一次，他在护理机构做了八个月看护，病人们对他很满意，他也受到同事的尊重。

但一名怀孕的女护士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早产，那些声音就立刻在他耳边响起：“要不是你，麦卡锡护士也不会失去她的孩子。她本来就在考虑要请产假，因为你来了，她才留下来。她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……你又害死一个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甘心？你必须死，这样别人才能活下来。你什么时候才肯照我们的话去做？自杀是你的办法。”

我努力又努力，想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但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到后都以灾难收场，一切又回到原点。

我是个被诅咒的人，注定要下地狱，注定要在孤独地流浪。

三十五岁的时候，肯恩的体重暴增到四百磅，哮喘和肺炎经常发作，身体非常差。

他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，可能一个被酒精困扰的妄想狂，比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吧。

八十年代末，四十多岁的他回到原点——曼哈顿精神疗养院。在外漂泊的二十多年里，他曾回家住过一段时间，但自己早已被看作局外人，父母的冷漠让他再次离开了。

在这里，波叔严肃脸地高亮以下信息：

心理疾病是一种病，是病就必须要治疗，治疗是首要手段，开解、慰籍等等的手段，都有积作用，但不能替代作为首要手段。

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漫长而艰巨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病人要承受非病人难以想像的压力，外部的支持、鼓励和尊重，对他们熬过这个过程非常重要。

误解、歧视，自以为善意地站在非病人视角去强化病人的「非正常」表现，会给病人的治疗带来很大的负面效果。

给他们一份有意义的工作。这比只是让他们保持忙碌，或维持生计更重要。

一个人一旦被重视，就会有出乎意料的表现。

在曼哈顿精神疗养院，肯恩通过社区复建计划，在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收发室得到一份工作，后来又去了《村声》报社。在那里，除了收发信件，他还要处理订户、分类广告、电话和一些文书工作。

但那些声音依旧没有放过肯恩。他们又来骚扰他了。

肯恩突然领悟到：

我不是被声音迫害的无助者，我其实拥有选择权。幻听还在我脑子里作祟，但我并没有必要臣服他们……这一回，不了！

他遇到了一个叫丽塔-赛顿的治疗师，开始了艰苦的治疗过程。赛顿还让他服用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。副作用更小，效果更好。

重要的是，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强迫服药。他体会到尊重。

1995年5月3日，肯恩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日子。

当他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养的猫慵懒地趴在他大腿上时，他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那些声音停止了！

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喋喋不休、一直持续了32年的幻听，消失了。

他感到的首先是恐惧。

公元前六世纪，希腊克里特岛有一位名叫艾比曼尼狄斯的预言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“唯有疯子才能了解疯狂带来的愉悦。”没错，我真的能够了解。

无论如何，肯恩终于开始学习如何进行新生活。

经过那么长时间，他终于又可以随意听到别人的说话声。他听到路人闲谈天气和球赛，听到他们互相开玩笑，这是他以前做不到的。

但是，肯恩觉得这样还不够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子出现了：我要让精神病患者参与政治投票！

在积接受治疗的过程中，肯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正在一步步丧失，而社会公众对此表示无所谓，甚至乐见其成。

放弃弱势者——包括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——这样的论调开始在大众媒体上出现。他们想取消我们的支持系统，取消我们微薄的补助金、社会福利金和医疗补助。

他们要求删减社区心理健康服务、治疗、安置和研究的经费，要我们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自立，否则，就沦落到街头或监狱吧。

这些声音根本不在乎我们，只是不希望我们花费他们的钱。

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拥有同样平等的权利，这原本应该是常识，而他们的疾病又使得他们经常会主动放弃、或者无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。因为，他们连活着都是那么艰难。

从1994年开始，肯恩就着手推动促使精神病患者参与投票的方案。

他到各个收容所、中途之家、医院病房等地方，向精神病患者宣传他的想法。

他还办了一份杂志《纽约之声》，让精神病患者了解和他们切身相关的法律和议题。这份杂志有三十二个版，销量达到四万份。

初他设定的目标是三百个选民。到1996年11月，他在纽约找到了近8500名公民进行登记。

后来，光是纽约一个州就有35000多名精神病患者登记投票，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利。

1997年1月30日，《纽约时报》在头版刊登了肯恩的报道，还附上了他的照片。这个故事轰动了全。向他求助的信件纷纷从欧洲、非洲、南美、亚洲和澳洲寄来。

2000年10月7日，肯恩－史迪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去世。

那些困扰他的声音终于沉寂，他要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至今仍然回响。而他推动的运动仍然在发展。

所有精神有疾病的人，所有身体有疾病的人，所有弱势的群体，都不是社会的包袱，人民的累赘。

没有人是完整的，没有人是健全的，没有人是永远强势的。他们应该回归主流社会，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应该被隔绝。

他们就是我们。